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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电投开出1亿索赔单砸向设计院,储能EPC的连带责任该重新算账了 - 6686体育官网
和平共储储能项目引发亿元索赔,暴露EPC风险错配。 预见能源获悉, 经纬股份11月13日晚间公告,全资子公司鸿晟电力收到长兴县人民法院应诉通知。电投浙储(长兴)智慧能源有限公司以电池设备质量不达标、性能不符合EPC总承包合同约定为由,起诉浙江太湖能谷科技、鸿晟电力、浙江省长兴电气工程有限公司三方联合体,索赔暂合计10…
和平共储储能项目引发的亿元索赔案,揭示了EPC模式中风险分配的不合理之处。
预见能源获悉,经纬股份于11月13日晚间发布公告,其全资子公司鸿晟电力已收到长兴县人民法院的应诉通知。电投浙储(长兴)智慧能源有限公司以电池设备质量不合格、性能未达EPC总承包合同约定标准为由,起诉由浙江太湖能谷科技、鸿晟电力、浙江省长兴电气工程有限公司组成的联合体,索赔金额暂合计为10308.43万元。该案已立案,尚未开庭审理。
原告主张的赔偿基于放电量损失。而作为被告之一的鸿晟电力,在EPC合同中仅负责设计工作。一家不生产电芯、不负责系统集成、也不参与运维的设计院,却被卷入涉及电池质量的亿元级索赔,这一事实本身比案件结果更值得深入探讨。
01
设计院为何成为电池质量纠纷的被告
据了解,“和平共储”项目于2022年启动,由国家电投集团与太湖能谷共同投资,总投资额达16亿元,一期规模为45.36MW/477.757MWh,全部采用铅炭电池。
EPC联合体内部职责分工明确:太湖能谷负责设备供应与系统集成,长兴电气承担施工安装任务,鸿晟电力则负责设计工作。
原告电投浙储的股权结构值得关注。国家电投集团浙江电力持股50%,电投绿能持股40%,太湖能谷持股10%。这意味着,太湖能谷既是原告的小股东,又是被告之一,同时还是项目的设备供应商和运维主体。
真正被推到风险前沿的是鸿晟电力。
原告起诉的依据并非设计是否存在过错,而是EPC联合体对外承担的连带责任机制。在建设工程EPC框架下,业主有权向联合体中的任何一方主张全额赔偿,无需在起诉阶段区分问题源于电芯缺陷、系统匹配偏差还是安装环节。
经纬股份的体量使得这一连带责任显得格外沉重。2025年全年归母净利润仅为527.03万元,2026年上半年归母净利润亏损2312.29万元。1.03亿元的索赔额,相当于其2025年全年净利润的近二十倍。该公司同期作为被告的累计涉案金额已超过1.07亿元,占其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%以上。
这并非鸿晟电力首次以设计方身份被卷入储能EPC纠纷。
早在2023年8月,鸿晟电力与太湖能谷、中建三局一公司组成联合体,中标另一储能项目EPC框架采购,同样因电池质量与工期问题被要求承担连带责任,涉案金额约为1.002亿元。
设计院在联合体中的“标配”角色,正逐渐演变为一条可重复出现的风险暴露路径。
02
铅炭的低成本账
二十个月便算不过来
为何一座标杆项目投运不到两年就面临亿元索赔?答案不在法庭上,而在电池的衰减曲线上。
**铅炭路线的初始造价优势是确实存在的,依托长兴本地产业链,该项目宣称材料回收率约99%、经济残值率45%至50%,全系统平均造价可压低至0.8至1元/Wh。**然而,这条路线在共享储能的高频调度场景中,其短板暴露得比预期更早。
铅炭电池负极碳材料会降低析氢过电位,充电过程中产生大量气体导致电解液逐渐干涸;极板工艺一致性管控难度高,大容量簇并联后单体差异持续放大,最终表现为整站可用容量和持续放电能力不达标。
最直接的证据来自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政府2025年11月的一份政协提案答复。文中写道:“根据长兴‘和平共储’储能电站的运行经验,铅碳电池使用20个月后电池效率衰减至80%以下。”
同一份答复给出对比,铅炭电池循环寿命约1500次,磷酸铁锂则为5000至8000次。
一座2023年才全面并网的电站,在官方文件里被引为铅炭衰减的负面案例,时间跨度不过二十个月左右。
共享储能的收益模型建立在可用容量的持续兑现上。容量租赁和调峰服务的现金流,取决于电站实际能放出多少电,而非合同上注明的多少兆瓦时。
当电池实际衰减速度超出前期测算的线性假设,业主的收益模型就被击穿了。原告索赔的“放电量损失”,本质上是铭牌容量与真实出力之间那道裂缝的货币化体现。
铅炭的初始造价节省下来的资金,覆盖不了长周期收益折损的缺口。示范项目的使命是验证技术路线的工程可行性,“和平共储”用二十个月的运行数据完成了一次昂贵但清晰的验证:铅炭在共享储能的高频调度场景中,至少在当前工艺水平下,尚未跨过经济性的门槛。
03
储能EPC的风险定价
不能再绕开谁对可用容量负责
这起诉讼留给行业的问题,不是法院判哪一方赔多少钱,而是EPC联合体的连带责任机制,为何会让一个设计方成为电池技术风险的最终兜底者。
储能EPC联合体的通行做法是设备商牵头、设计院配合、施工方落地。设计院在联合体中的报价占比通常不高,话语权有限,但在对外法律责任上,与设备集成商和施工方处于同一量级。
联合体内部协议如果不对质量边界、衰减考核、质保赔偿的分摊规则做出明确切割,连带责任就会变成一种单向的风险传导:设备端的技术不确定性,沿着合同链条向资产规模最小、抗风险能力最弱的一方转移。
设计院尤其脆弱。其核心资产是资质和人力,资产负债表上没有电池厂商那样的存货和产能作为缓冲。一个亿元级的连带索赔,对设备商可能是一个可以消化的项目损失,对设计院则可能直接侵蚀数年利润。
储能行业需要从这起案件中接住的警示很具体:EPC联合体的风险分配,必须从“谁中标”前移到“谁对可用容量负责”。
电池的衰减曲线、系统效率保证值、不同调度工况下的出力承诺,不应只停留在设备商的宣传材料里,而应成为联合体内部责任划分的合同基础。
设计方如果只对图纸负责,就不应该在连带责任中被当作设备质量的担保人。反过来,如果业主希望设计方承担系统性能的兜底角色,那么设计取费的对价和风险敞口就必须重新定价。
“和平共储”的诉讼仍在立案阶段,判决结果存在不确定性。但它已经将一个关键问题摆上了桌面:**当一座储能电站的收益根基是持续可用的放电能力,而EPC合同里却找不到一个对这项能力承担第一责任的主体时,最先被起诉的,往往是最没有能力控制这项能力的人。**这种错配如果不从合同结构上纠正,下一个收到应诉通知的设计院,不会等太久。
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“预见能源”,作者:王梦娇,36氪经授权发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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